继,变得行将就木。
可唐朝的疆域太过辽阔,从西域到大海有着漫长的边疆线,契丹人、大食人,吐蕃人都是唐朝年年征伐的对象,尤其是近在咫尺的契丹人,对于这个近几十年崛起的强大凶悍部族,每每都必须以重兵围剿。
可府兵又没有足够的兵员来支撑这些战事,于是就转而以就地募兵代替府兵。沿着唐朝的各个边镇重地设置节度使来代替以往的行军道大总管,节制提调这些就地募集的边军。与此同时,又为了使边军发挥最佳的战斗力,军粮补给也改为就地截留地方的租庸调。所以,节度使往往又兼任一道乃至数道的制置使,架空了各地的郡太守,成为地方上最为实权的大吏。
如此一来,原本完善的府兵制就此名存实亡。当年的府兵一旦没有战事就会将归于朝,兵散于野,而改行募兵的边军则为常备军,一旦节度使任职期限过长,就难免会形成兵将只知主帅而不知有朝廷的危险局面。
就拿安禄山来做例子,为范阳节度使近十年,同时又兼任河东、卢龙节度使,也就是说整个黄河以北的所有土地兵员均在其职权掌控之内,唐朝边军半数以上的精锐都在其麾下。如此重权在手,就算普通人恐怕也很难不产生异心吧。
李隆基在这一套制度失衡的泛滥与蔓延中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,过于自负使得他把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朝堂之上,而没有思考究竟如何才能制约地方上日渐失衡的权力格局。如果他能早一日发现问题,对这种失衡做出一定的调整,唐朝也未必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
对于时下许多大臣把安禄山的造反归结于杨国忠的过分逼迫,秦晋是不屑一顾的。就算安禄山现在不反,将来也早晚必反,因为在一个权力制约失衡的体系内,他掌握着唐朝近半的精锐兵力,不反才是反常。
当秦晋把这一套想法和盘托出时,李亨一时间竟有些发蒙。他虽然贵为天子,但在做太子时一直遭受打压,很少有处理政务的机会,因而在具体政务上他也算是个新丁,而唐朝现行体制的各种弊端自然也就没有明晰的印象,一切都是朦胧模糊的感觉。
在秦晋几番细致耐心的解释下,李亨才有如遭重击之感,他忽然发现,自己此前所有的努力似乎都用错了方向。自打继位以来,他废寝忘食,不厌其烦的处置着所有力所能及的政务,生怕因为自己的疏失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。
然则,朝廷内外的局面似乎并未因为他的勤政而有所改变,压力和不解也就随之日渐积累。李亨常常会产生力有不逮的感觉,而更多的时候,都觉得自己有如夜行的路人,难辨前面的方向。
而今听了秦晋的分析,李亨大有豁然开朗之感,也登时觉得前方似乎亮起了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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