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长的车，告状是成功了，赵大头的饭碗肯定也砸了。
因为这次失信，李雪莲对赵大头有愧疚，但也有了戒备，所以后来她和赵大头几乎成好事，却在赵大头的私心面前，再次失去了信任。
第四步，是告状成功，首长发火，压力从上至下，市长县长法院院长都撤职换了一拨人。按说应该解决李雪莲的问题，但都看到了，人可以撤，假离婚这事没解决，等于官方再次失信。
最吊诡的是，李雪莲为什么告状，已经不再是焦点，焦点是不能让她再告状了，特别是不能再去燕京。即便是首长都已经拍了桌子，撤了官员，老百姓告状的权利似乎还是没回来。不解决，不声张，这是官场体制对上对下的失信。
第五步，就是谁也不信谁，事情成了死结。李雪莲说今年不告状了，官方不信，非要让她给个书面保证。官方说我们帮你解决问题，李雪莲不信，要解决就只能上燕京。
法院的贾聪明副庭长，不想着走正常法律途径，而是找赵大头骗李雪莲结婚，把假离婚这事给按下去。
赵大头虽然真爱李雪莲，但有自己的小算盘，所以败露之后，一点解释的机会都没有。
李雪莲进了医院没钱缴费，说找亲戚借钱，救护车司机不信她，一路催促。
等县长等人找到李雪莲，第一件事是先赶走了救护车司机，医院没拿到钱，李雪莲也忘了这事。
只有秦玉河死了，这个意外是真的，谁都没法不信，于是告状没了理由，信不信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，事情稀里糊涂的解决。
但如果回头看，事情的起因，李雪莲应该是自作自受，因为这个失信的循环，起于她。
是她提出假离婚，试图欺骗法律和国家，把事情走到了死胡同里。个人与国家的相互失信，是一个循环。
在这个故事里，没有谁是完全干净的人，即便是最被同情的李雪莲也不是。一个无法区分好人坏人，让人说不清谁对谁错的故事，但这个故事里的每个人，都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每个观众的影子。
所以，它更有现实价值，整个社会阶层中流行的虚伪，相互的欺骗，可做而不可说的“失信”，就是这个荒诞故事的内里成因。
这也是刘震芸编故事的一贯手法，往往先从家庭开始，原本应该最亲的人，相互欺骗失信，用一个谎言弥补另一个，谎越来越大，最后搞成了灾难。
《手机》是这样，《一句顶一万句》是这样，《我不是潘金莲》格局更大一些，从家庭外延到社会体制，还是在说这个问题。
家庭是社会的细胞，最基本的组成单位。如果家庭总是出这样的问题，那社会的病也应该不轻，更勿论矛盾最集中的官场。原本应该依法治国的社会，最后只能靠意外来解决问题，一切都成了笑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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