沉默下去。
难道他们不知道国计如何艰难?!
太祖太宗的积累,在真宗皇帝迎天书,封泰山,大建上清感应宫的过程中,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仁宗即位后,好不容易有了点积蓄,却又由于党项叛乱立国,而砸进了陕西边陲的那个永远都填不满的无底洞里。国库至此已是勉强支应,但仁宗皇帝大行后四年,英宗又跟着驾崩,两次国丧的耗费终于将国库的最后一块遮羞布都扯了下来。
对此司马光给出的办法是什么?减少依例赐给参与国丧的臣子的封赏。
好高明的策略!
一千五百万贯的亏空,终于能省下几十万来了!
义正辞严的说着君子不言利,也不见他们辞了俸禄,捐了身家。如果所有的文臣都来个君子不言利,每年千万贯的亏空说不定真的能填起来。
但这可能吗?!
司马光敢这么提议吗?!
冗兵、冗官、冗费,这三冗是大宋财计步履维艰的主因。其中朝廷养起的百万大军,吞吃掉了财政支出的八成。其战斗力,也许还不如开国时,太祖皇帝麾下南征北讨的十万禁军。
为了减去庞大的军费开支,仁宗朝的宰相庞藉曾经主持过裁军八万的艰巨任务。他下了军令状,若有被裁士卒因此而叛乱,甘受死罪。但视庞藉如父的司马光,却从来没有胆量说一句裁军省费的话来,只是要天子节省再节省。
成事不足,败事有余,王安石早看透了这些清流。
越过一众翰林学士,他继续向前,一直走到队列的最前端。站进东班中自己的位置,王安石手持笏板,闭目不言,等待朝会的开始。如今在他的前面,只剩下最后的两名宰相,再上一步,便是位极人臣。
王安石没有等待多久,参加朝会的官员绝大多数都已到齐,上朝时间也到了。东上阁门使和西上阁门使计点过人数,作为监察朝臣礼仪的台官,御史中丞吕公著便领着两位殿中侍御史当先入殿。
他们与宰执班擦身而过,目不斜视,唯独吕公著瞥了王安石一眼,闪过一丝厌憎。他的御史中丞之位甚至可以说是因王安石而来,但吕公著却一点也不高兴。因为王安石并非善意,其目的不过是想将他时任枢密使的兄长吕公弼赶出京城。
吕公弼身为枢密使,执掌朝中军政,最喜欢说的话就是镇之以静,以和为贵,对王安石拓边西北的政策大加反对。与另一位枢密使文彦博一搭一唱,甚至差点将好不容易才夺到手的绥德城还给西夏人去。后为边帅反对,其事不果,便把夺取绥德的种谔贬到随州安置来安抚西夏。王安石难以容忍两块巨大的绊脚石继续挡在前路上,否则接下去他对军制、马制进行改革的将兵法、保马法必然会受到掣肘。
文彦博资历太老,一时难以动摇,而吕公弼虽为前朝权相吕夷简长子,但底蕴比已位列执政几十年的文彦博差得老远,何况他还有个做翰林学士的弟弟吕公著。所以就在不久前,吕公著他便被举荐为御史中丞,开始领导朝中的台谏系统。
本朝为防臣子弄权,把持朝政,宰执官和台谏中,通常不会有兄弟父子或是近亲存在。一旦出现这种情况,在位日久的一人必然要上书辞位,外放为官,从无例外。若是有人想赖着不走,御史们就有事做了,有时候甚至连姻亲同时出现在两府、台谏之中,都会受到御史们的弹章攻击。这是个不成文的惯例,很少有人敢违反,吕公著既为御史中丞,自身岂能不正,所以他大哥吕公弼在枢密院的日子也不会有多长了。
ps:重要的男配角出场了,贯穿了北宋后半段的新旧党争,也在这个时候上演着序幕。自古变革不易,无论是商鞅还是晁错,都没好下场。改动一下制度,便会得罪原有的利益集团,王安石的旧友也是一个个与他反目。
这一段是铺垫,也是对时代背景的必要描述。韩三现在休息一下,待会儿就会回来。
第三更,红票,收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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