定当年虽没有申请丁忧,但他解官回乡是确凿无疑的,朝廷也遣了人去查证,他自称持丧自居三年,是作伪的可能性很小,否则他为什么要辞官?
从逻辑上推理,他受到的攻击并不成立。天子赵顼当年也说‘所以不持心丧者,避解官也。定既解官,何所避而不明言心丧?’
一桩显而易见的事,却因新旧党争,让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李定备受攻击,都把他当成了对新党的突破口,争相攻击。其中就以没什么瓜葛的苏轼做得最狠,正好当时有个叫朱寿昌的官员,为寻生母,辞官遍寻天下。苏轼便拉着一帮文人去给朱寿昌写诗,而对李定一通嘲讽。
梁子就是这么结下的。现在李定做了御史中丞,找苏轼的麻烦,也不是不能理解。
而且李定的弹劾虽严重,韩冈倒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仁宗的时候,进奏院之案,缘起于范吕党争。属于范仲淹一派的苏舜钦以进奏院祠神的名义,卖了院中架阁库旧纸,招了朋友来饮宴。当时席上有人写诗‘醉卧北极遣帝扶,周公孔子驱为奴’,但最后定案时,还是以苏舜钦监守自盗为罪,并未以文字入罪。
而李定对苏轼的攻击,却是集中在他的文字上。苏轼有着文人的一切毛病,爱抱怨,喜欢依靠自己的文采说些酸话,想要从中找到一点对天子的抱怨,以及对国是的攻击,不费吹灰之力。
可这样罗织出来的罪名,能有多大的作用,就完全没办法让人期待了。
你骂过来,我骂过去的,朝堂上很是常见。如今大战在即,朝中要维持稳定,这件案子当不会闹得太大——已经不是新旧党争激烈化的时候了。
也就是苏轼免不了要吃点小苦头。韩冈这两天也分心猜测了一下究竟会是什么样的责罚,究竟是罚铜,还是申斥,又或是降官。
反正也就这些惩罚了,苏轼本来就在外地任官,引罪出外就轮不到他,至于其他的惩罚,最终也只是降官而已,总不可能处罚得太过严重。
可事情的发展出乎韩冈预料。
如果天子想要深究此案,按道理就是该派人去湖州查问详情,但在上元节前夜,韩冈却从属僚那里听说了天子已经责命御史台,派人去提苏轼上京审问。
“这事情做得未免过头了吧?!”
韩冈听说了之后,登时就吃了一惊,这么做未免太过火了。苏轼上京后必然是要进御史台的大狱待审,就算不会对士大夫使用刑具,但御史台想要锻炼成狱,却是一点都不难。
“听说是看了李中丞和舒御史的奏章后,天子震怒,要将苏子瞻提入京城。”
韩冈前两天,先看到了李定的弹章。而在昨日,也看到了舒亶的奏章。一个列了苏轼的四条应当论死罪名,一个则是在苏轼的文集和他再任湖州时所写的《谢上表》中,寻找到了他心怀怨望的证据。
‘这不是文字狱吗?’
虽然苏轼是真的抱怨,但毕竟不是什么罪名,但爆出来的时机不对,天子正是志得意满的时候,耳边却听到了地方官员竟然还有心怀怨望,对新法始终没有好话的例子。
这个时候,天子可不是能容人。
越是才高,在百姓心目中留下的印象就越深刻。一想到苏轼的诗词,能让天下的百姓陷入其中,赵顼就不可能不恨。
“这下事情可闹得大了。”韩冈低声自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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